文/一路开花
我十岁那年，父亲终于决定外出谋生。
他说，村里的男人大都出去了，他也得出去挣点钱，以后让我进城念好学校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母亲正倚在门上，用破旧的头巾兴高采烈地扑打着灰尘。
听着父亲的高谈阔论，母亲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慢。她心里知道，父亲如果不出去，此生都是有遗憾的。
父亲出去的目的，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以后的前程，更多的是为了慰藉一个男人的梦想。
村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出去了，看过了外面的世界，也为家人带来了城市里的商品。唯独我的父亲没有。他整日守着我与母亲，还有那片黄土地。
母亲没有阻拦他，默默地进屋帮他收拾行囊。父亲想和她说话，她也只是勉强地笑笑。她不想让父亲看出她的悲伤。
父亲走的那天，母亲没有出门送他。我以为母亲并不在乎父亲的走与留。殊不知，我却在午后的玩耍中，偶然看到了蹲坐在玉米地埂上的母亲。
她独自在那里默默流泪，身旁还有一罐昨日外出时打好的泉水。
面前的母亲和一个时辰前与父亲笑着告别的母亲，俨然判若两人。我捧着那个陈旧的水罐，站在灰蒙蒙的天际下，看着父亲劳作过的土地，泪如泉涌。
父亲回来的那天，隔壁邻居都过来了。母亲死活不说话，直到父亲从兜里掏出一枚精致的黄色发卡，才笑了。
我认识，那是一朵多么漂亮的迎春花啊！黄色的蕊，黄色的瓣，如同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。
父亲将它插入母亲的发际，用手指一按，咔嗒一声，它便定住了身形。母亲欢喜地进了厨房。
我能看出来，母亲的心里是异常欢喜的。对于父亲，她从来没有过多的要求。
从我记事起，她就隔三岔五地叮嘱我：“你爸这辈子为你吃了那么多苦，以后长大了，一定要好好孝顺他，知道吗？”
我点点头，我的回答总是令她满意的。
没过几天，父亲又回到城里去了。这次，他要去很长时间，春节才会回来。其间，他给家里写过两封无关痛痒的信。
他说自己在一家公司里帮忙搬运，货物虽不重，可都是高档货。因此，按提成来算，很能赚些钱，叫我和母亲不要担心，照顾好自己。
那两封简短的信，不识字的母亲硬是让我念了许多遍。而她每听完一遍，都要在地埂旁坐上很长时间。
春节前，母亲收到了父亲的汇款。经过一夜的深思，母亲最终决定，带我坐上野鸡车，去城里添置些东西，好给父亲一个惊喜。
母亲买了一条男式羊毛围巾，两张年画，和一个很大的二手衣柜，母亲说，这种衣柜放在家里够气派，父亲很早以前就想要了。
衣柜有了，可搬运成了问题。母亲干不了重活，而我又尚年幼。因此，只能花一点工钱，去桥头雇个工人，帮忙把衣柜搬上回程的车。
桥头的工人可是真多啊，躺的躺，坐的坐，密密麻麻的。前头的几个老练的小工一看到我和母亲，便迅速起身围了过来，不停地问：“要不要工人？”
母亲不理会他们，慢慢往里找。她想，可得找个壮实一些的。这样，不但不会把柜子磕坏，还只需付一个人的工钱。
寻思间，一个声音粗犷的男人对着密集的小工厂打趣：“嘿，是不是又来老板了？找我啊，我力气可大呢，庄稼人，不偷懒儿！”
母亲迅速拨开人群，朝发声的位置看去。不远处的空地上，赫然坐着一个头发蓬乱、衣衫褴褛的男人。
我看不清那张黑黝黝的脸，只是他手臂上特有的疤痕让我辨认出，他便是我的父亲。他在见到我与母亲的一瞬间，惊慌失措地捂着肚子往里跑，似乎是急着上厕所。
母亲没有叫他，只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视野里。
母亲想，如果她在此刻硬拉住父亲，询问他信中所说内容的话，一定会深深伤害到父亲的尊严。于是，她坚强地扭转头，随便指了一个在旁的男人，然后拉着我飞也似的离开了。
我气喘吁吁地抬头，看到母亲簌簌滴落的热泪打湿了那条新买的羊毛围巾。
父亲出事的那天，母亲正在门前扫雪，一个神色惊慌的男人从马车上跳下来说：“不好啦，不好啦，虎子他爹出事了!”
父亲是在搬运家具的时候出事的。楼梯上的水结了冰，太滑，父亲一时没有站稳，摔了下去。那张一百多斤重的八仙桌，便毫不留情地砸在了他身上。
父亲终于还是没能被救活。抬棺那天，母亲盘起了头发，然后将那朵柔黄的迎春花缓缓地插入了发际。
亲朋散去之后，我和母亲默默地收拾家里的残局。洗碗时，她捋着蓬乱的头发惊呼：“我的发卡呢?我的发卡呢?”
当夜，母亲硬拉着我，在漫天的大雪中，寻找父亲送她的那枚黄色发卡。我从来没有见她如此疯狂过。
大雪呼啸着席卷了山野。我和母亲趴跪在冰冷刺骨的雪地上，一步一步顺着掩埋父亲的方向找寻而去。
母亲的发卡真的丢了。父亲下葬时，她不曾哭泣，如今却在惨白的雪夜里，为一枚发卡哭得没了声息。
时光荏苒，我终于渐渐明白，当年的那枚发卡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饰物，它是一种念想，亦是母亲对苦难的父亲唯一可寻的情感寄托。
当雪花再度悄然覆盖了村庄时，我已不觉寒冷。因为我知道，在这个白雪皑皑的世界里，一定有一枚温热的发卡，在寒冬的深处默默地守护着一朵柔黄的迎春花。
